吴芬在武汉市江夏区中医医院(以下简称“中医医院”)做了3年行政工作，她没想到，有一天能以这样的方式参与救死扶伤——作为一名新冠肺炎康复者，她捐出的血浆有可能被用于救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2月5日，紧挨着中医医院发热病区的办公楼里，一场特殊的“救助”正在进行，8份血浆袋共2600毫升血浆被采集。捐献300毫升血浆的吴芬从这一天起称自己为抗击新冠肺炎的特殊战士，编号“XG0002”，这是她血浆袋的编号。

作为一名晕血者，30岁的吴芬曾有过两次献血失败的经历，但这次她成功了。一个分离机将她的血抽出来并分离，再把红细胞等输回体内。“完全靠意念，如果中途晕倒，我一定又要哭，会自责，恨自己无用。”和大部分新冠肺炎患者及治愈者一样，吴芬的味觉与嗅觉还未完全恢复，但为了克服晕血反应，她在来之前逼自己吃了很多饭。也是从捐完血浆的那天起，吴芬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截至目前，该院共有19名康复的医务人员参与了捐献血浆，共计捐献6600毫升，经过生物安全、抗体滴度等检测后，可用于临床治疗的血浆达3000毫升。

据新华社报道，目前武汉市已有20名康复新冠肺炎医护人员捐献血浆用于救治病人，12名重症患者接受了血浆治疗。

“没想到她也来了。”捐血浆这天，吴芬看到不少熟悉的人，包括一位护士长，“她的症状在我们中间是最重的，连续高烧、情绪低迷，最严重的时候写好了遗书”。

1月17日，吴芬一看到CT结果就哭了出来，中医医院27岁的护士袁黎也在这天拿到了自己的CT结果，肺部有阴影。这之后，医院让每名医务人员都进行了CT检查。“有的医务人员虽然当时无症状，但肺部显示有炎症，之后逐渐都有了症状。”袁黎说。

该院医生秦伟(化名)说，自己当时的片子显示病情很严重，但症状较轻，到两三天后开始加重，“后来才反应过来，集体检查前的13日，我出现的畏寒、酸痛等就是症状”。

回忆感染源，袁黎怀疑是之前科室里接触的一个病人，“他的CT显示肺部大面积感染”。而吴芬还想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感染上的，她是医院的行政人员，她家中有3名医务人员，“我家除了5岁的儿子，其他7个人全都感染了”。

“即使当时想做好防护，也没有足够的物资。”秦伟说，直到现在，该院的物资仍旧紧缺，“同事几乎全员上阵，一整天不休息，还有部分人员已支援方舱医院”。

“成了病患，更觉得医护的辛苦与不容易。”袁黎眼看着医院改为发热门诊，大量收治轻症患者，自己和感染同事则住在同一层隔离病区。为了减轻同事的工作量，袁黎和同病房的感染同事学习雾化等医疗操作，为自己治疗。而吴芬则学会了卷输液管，自己换药。

在近20天的住院治疗后，说自己胆小、爱哭的吴芬始终惦念着两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一位患者严重到一被碰到就咳得撕心裂肺、不能呼吸；一位患者心脏骤停，医护人员连夜给她做心肺按压”。

2月3日出院时，吴芬并没有感到轻松，而是“难过又无力”，那是全国疫情发展相对严重的时候。

她企盼的“救人”机会很快就来了。2月4日，看到中医医院院长在微信群中分享了血浆捐献倡议，她和袁黎“迅速报了名”。倡议中写道，新冠肺炎治愈患者的血浆可能含有抗体，输入重症患者血液中能挽救他们的生命。

袁黎说，群里康复的医务人员大部分都报了名，但能够参加捐献的是身体状况恢复良好、无基础疾病的治愈者，她几乎“想都没想就报名了”。

实际上，在2月5日首批新冠肺炎治愈者捐献血浆前，倡议者与捐献者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此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在缺乏特效药物和疫苗的前提下，恢复期血浆疗法仍具价值，不过，临床使用必须具备严格条件，种种风险需要警惕。此外，由于血浆较为稀缺，该疗法仅限于部分危重病人，难以大规模应用。

向江夏区几家医院最早发起捐献倡议的江夏区新冠肺炎防治专家组组长刘本德此前接受采访时介绍，中医医院这19名新冠肺炎治愈医务人员累计捐献的6600毫升血浆，被送往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和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经过生物安全、抗体滴度等检测后，发现可用于临床的有3000毫升”。

据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官方微博消息，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在2月14日举办的媒体通气会上介绍，康复者血浆一般采集400毫升左右，平均1名康复者血浆可治疗2~3名危重患者，从采集血浆到供临床医生使用需要7天。

食欲还未完全恢复的吴芬近日再次拨打了捐献电话，她与治愈出院的丈夫将在2月19日一起捐献血浆，那时她也将结束隔离，“要第一时间投入医务工作，与同事并肩作战，多救人”。秦伟也向医院提出上岗要求，他心疼一些一线年轻同事一直没休息，“从没想过该不该上岗，这不是个问题，隔离好了就得上岗”。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 殷竟成）